学院新闻

学院新闻

您当前位置是: 主页 > 学院新闻 >
孙祁祥: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深化改革,实现人

2019-03-16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客观环境的一个重要研判。

在确定经济发展战略和方向的时刻,研判比实干更重要。只有弄清楚我们所处的时代特征,主客观环境、发展因素与约束条件,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利用优势、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有所作为。为此,我想针对“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问题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重要提法是在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报告中首次做出的。报告指出:“综观全局,21世纪的前二十年对我国发展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回望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确实在21世纪初叶,充分利用了国内外的有利环境,把握住了 “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的宝贵机会,实现了快速发展。从2002年到2012年的十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从12万亿人民币增长到54万亿人民币,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年均GDP增速10.56%。GDP排名从全球的第6位,连续超过法、英、德、日,并于2010开始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根据世行的统计数据,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从2002年的1110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5940美元,完成了从中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的转变。

21世纪的前二十年即将进入尾声,如何在风云变幻的国内外形势中把握时代赋予的重要战略发展机遇,是当下国人需要冷静思考并清醒认识的重大问题。伴随着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科技发展中新的不断突破,全球治理体系中地位的不断提升,人口结构的显著变化,我认为,以下四大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为我们研判当前形势,把握未来的重要战略机遇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

一是大国演进规律。在人类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出现过不同的世界性强国。这些强国的共同点是:都遇到了比较难得的发展机遇,都在不同时期世界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过重大作用,都在崛起过程中遭遇到强劲的对手,其中不乏各种冲突与战争。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近些年来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迅速上升以后,“修昔底德陷阱”一再被提及的重要历史依据。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Allison Graham在其2017年出版的《战争是注定的:美国和中国能逃脱修昔底德陷阱吗?》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一书中统计发现,从16世纪至今的近五百年间,在16次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冲突中,其中的12次以战争结束。当前,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在世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愿意与中国开展紧密合作,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合作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对外开放格局进一步扩大,给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中国的崛起难免打破原有的世界格局和国际平衡,触碰大国利益。如果不能妥善处理与大国之间的矛盾关系,必将给我国的发展带来阻力与障碍。近期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就是大国演进规律的具体表现,其给中国经贸环境带来的影响和挑战可见一斑。由此可见,在利用大国形象的有利地位创造更多发展机遇的同时,通过对话沟通、互利共赢的方式化解矛盾和冲突,处理好内部张力与外部压力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大议题。

二是科技发展规律。当人类文明从农耕社会进化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以后,科技的发展呈现出三个重要特征:从科学原理和规律的探索、揭示,到产业化之间的周期越来越短;科学技术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强;科技发展速度的数量级明显提升,在一些特定的领域,如信息技术领域,还呈现出指数级的增长态势。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基础研发能力和科研环境等方面还存在许多差距。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科技发展规律的作用,我国也完全有可能在某些前沿技术领域实现弯道超车。华为“5G”技术的出现,就是我国在通信技术领域领跑欧洲,甚至美国的案例。如果说,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这个大变局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态势。若抓住这一重要的战略发展机会,我国就极有可能抢占全球通信领域的技术高地,成为国际通信技术新标准和规则的制定者,并引领世界技术的变革。

三是风险演化规律。近现代经济发展史表明,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一方面,日益扩大的互联互通给商品、资本、技术等在全球的流动带来便利,极大提升了价值创造的规模和速度;但另一方面,风险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蔓延速度越来越快,涉及的主体越来越多,交互影响越来越深,造成的损失金额也越来越大。任何一隅的问题,都可能演变为全局甚至全球性的问题。当前,我国的开放程度不断加深,中国的经济已极大程度地嵌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流当中。在国际贸易总量的排名中,中国长期处于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地位,同时也是全球第二大进口国。面对如此巨大的国际贸易总量,中国在享受全球化贸易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经济风险。根据风险演化规律,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外部输入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且来之则迅猛。因此,我国在当下需要格外强化对国际经贸风险的预警与应对机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充分享用全球化带来的重要发展机遇的同时,防止风险的积累和蔓延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严重打击。

四是人口发展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人类的预期寿命会越来越长。(美国遗传学家扬.维吉课题组曾于2016年10月在《自然》杂志上发文称,人类寿命的天花板是115岁。虽然这一观点也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但人类寿命日益延长是不争的事实)。人口老龄化既是人类社会发展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但与此同时,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一个极为重大的挑战。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由于包括计划生育政策在内的各种原因的交织作用,中国成为当今世界人口老龄化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一些年份甚至出现了适龄劳动人口短缺的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未来30年,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可能减少1.7亿。适龄劳动力的短缺、老龄化的加剧,一方面加剧了经济的下行压力,但如果应对、谋划的好,也可以化“危”为“机”。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适龄劳动人口的下降为数字自动化生产等新一代生产技术的革新留出了空间。随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深入,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建立,围绕着人口老龄化的产业:包括康养产业、养老保险、社区养老护理等也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由此撬动了并将持续开发出许多新的商机。

大国演进规律、科技发展规律、风险演化规律和人口发展规律为中国的未来发展设定了宏观背景,这是我们需要认清的一个客观基础和前提条件。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新的发展起点上,世界格局与人们的认知也发生了三个重要而深刻的变化:一是世界对我们的认知:中国是崛起的大国,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也正因为此,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等说法时而出现,给中国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干扰;二是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全球治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加剧;虽然曲折不断,但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进程;中国有责任去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更深入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是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中国从世界舞台的边缘逐渐回到并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来越近。随着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国民也变得越来越有底气和自信,但有时也出现了膨胀、自满和自负,给我们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困扰。

有挑战,但更有机遇。面对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应当用好四种力量:即开放的力量、政府的力量、科技的力量和企业家的力量,这是国际经济发展和中国40年改革开放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而四种力量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的前提和保障则是深化四项改革,即政府体制改革、供给侧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和所有制改革。

首先,政府自身改革。可以说,政府自身改革伴随着我们走过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全过程,但时至今日,政府的越位、缺位、错位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当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掷地有声”地强调政府必须做的许多事项,包括“政府要带头讲诚信守契约,决不能‘新官不理旧账’,政府对拖欠企业的款项年底前要清偿一半以上,绝不允许增加新的拖欠”时,我们一方面看到了政府改革的决心;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市场中拼搏的不易与无奈。政府诚信是一个社会诚信的基础。当政府不讲信用时,社会有效运行的基础将被大大削弱。只要政府拖欠企业款项的问题存在,农民工欠薪的问题就不可能杜绝。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大政府自身改革的步伐,明确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主要作用就是平等保护产权、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提供高效服务、从战略高度配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

其次,供给侧改革。从中央2015年提出“供给侧改革”的以来,4年多去过了,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任务仍然艰巨。供给和需求本是经济活动中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因为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供给方或者需求方成为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原理。但我们需要深究的问题是,为什么有效供给长期不足、无效供给严重过剩?为什么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为什么企业的创新能力不足?为什么产业的转型升级困难重重?为什么会存在大量的“僵尸企业”……?我认为造成上述问题的关键还是市场化改革不够,政府对微观经济的放权不同步、不协调、不到位。因此说,“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政府自身改革。只有政府改革取得实效,“供给侧改革”才能真正取得实效。

再次,科技体制改革。马克思早在1857年就根据人类社会变化的规律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也正是伴随着科技发展的路径而进行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科技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总体上看,在信息通信、高端装备、工业基础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和关键产业,我国存在明显的短板”(中科院院长白春礼院士语)”。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深化我国科技体制的改革。从目前来看,我国的科研申报制度、科研评价体制、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科研成果转化制度等都存在许多不足与缺陷。政府在科技项目监管等微观管理上介入过多过细,影响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的自主决策,导致原创能力偏低;科技资源配置和管理体制不顺,跨机构、跨地区的开放共享不足,利用效率低下,闲置现象突出,科技成果转化率处在较低水平。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在推动科技体制改革举措落地见效上下功夫,决不能让改革政策停留在口头上、纸面上。大力减除行政烦苛,使科研人员潜心向学、创新突破。”我希望这些措施都能真正得到落实,由此为科技人员提供安心科学研究的环境,让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与此同时,中国还需要进一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加大科研投入,加快高新技术的研发。近年来,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力度不不可谓不大。如美国政府在大力推动“脑科学研究计划”、智慧城市计划、清洁能源等的创新研发;德国的基本法明确规定:国家应以辅助的方式干预科技创新;日本为了保持科技强国的国家地位,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连续发布以五年为周期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最后,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可以说,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经验之一就是破除“国有经济崇拜”,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但在实践中,也总有反复,总有动摇。特别是前不久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怀疑、甚至否定民营经济的言论,引发了一些思想混乱,冲击了市场的预期。实践证明,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但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且能够有力促进资本国际间流动,加快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形成。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从根本上推动我国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变,并为市场决定功能作用的发挥提供重要的体制机制保障。可以说,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也直接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的程度和水平。

如果我们能够深化包括上述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我们就能进一步释放开放红利、制度红利、科技红利和企业家红利,为下一步的发展创造有利时机和条件,而这一切都应当是以改革的终极目标为出发点和实现条件。

41年前,我们党以其卓越的胆识和魄力,启动了中国改革开放这场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伟大实验。但改革是民众的事业,如果没有亿万人民群众的改革激情、首创精神和积极参与,改革也不会取得今天的巨大成就。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在我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的背景下,贫富差距拉大、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生态环境等问题也在困扰百姓的生活,导致人们的“边际幸福感”下降、“边际焦虑感”上升。民生决定民心、民心聚集民力。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满足百姓对更高生活质量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强烈意愿和要求,百姓参与改革的热情将会下降,由此加大改革的难度,遑论改革红利的释放。因此,我们一定要明确,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都是为了达成中国改革发展的终极目标—-民生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也是中国改革一以贯之的总体思路。

由此来看,在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我们还需要加快建立健全对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起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以制度来保障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和平等享有机会的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孙祁祥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现任北京大学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社会保障,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